思想政治课的老师是做人的大脑的工作的，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应当是水平最高的老师。思想政治理论公共课其实也是最难教的。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各种思想纷繁复杂，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在这样的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难做了，这是我们的共识。中国有一个很突出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我党的指导思想写上去了，那么我们的广大党员、干部、教师和青年学生都应该有马克思主义信仰，但现实不是这样。不要说青年学生和教师，我们党8000万党员，有多少人对马克思主义是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了，我看不可乐观。这就是问题，我们极力倡导的东西，大家不认账，怎么达到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我国人口多，国情复杂，文化更不平衡，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信念，凝聚力怎么产生呢？

    朝鲜虽然又小又穷，但他们在美国人面前从来不卑躬屈膝，能顶住美国的压力，这当中就有一个信仰信念的问题。古巴就在美国的鼻子底下，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卡斯特罗搞了两三百次暗杀，但是卡斯特罗始终昂首挺胸不买美国佬的账，美国佬也没能拿他如何。我国上世纪50年代初期打了抗美援朝战争，开始美国佬很嚣张，叫嚣着要饮马鸭绿江，到中国的东北过圣诞节。但是我们的志愿军入朝作战，和朝鲜人民军一起把美国佬赶回了三八线以南。美国在3年朝鲜战争期间换了3任统帅，最后一任李奇微将军在《停战协议》上签字时，感叹地说：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战争胜利的协议上签字的美国将军。自那之后，美国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军队很难用武力征服，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思就开始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企图通过思想文化渗透方面来改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颜色。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了配合和平演变战略，颁布了《十条诫令》，其大部分内容是通过思想文化上的渗透，其中有这样的内容：要使他们国家的人民特别是青年以他们国家的历史为耻，以他们国家的领袖为耻。我国清朝思想家龚自珍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联想到我国的教育，在中学就分了文理科，理工科学生可以不认真地学习历史地理。一个人连自己国家的地理历史都不知道，谈何爱国？西方国家不管是中学还是大学，不管是学理工的还是学文的，都要学习本国的历史。但我们国家没认识不到这个问题，让人忧虑。

    为什么说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理想信念问题非常重要？我们看看当今世界的形势，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遭遇了颜色革命，政权更迭。这些国家的颜色革命，首先是在西方的鼓动策划下，本国的非政府组织搞了街头革命，散布各种舆论包括各种谣言，把人们的思想搞乱，造成社会族群的分裂，西方国家乱中取胜，实现政权更迭。还有阿拉伯之春、北非革命，对突尼斯、埃及、利比亚、还有叙利亚也是采取的同样的策略，先从思想文化上搞乱。现在有人担忧中国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还真不是空穴来风，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文化软实力的核心问题是理想信念问题，即核心价值观问题。因为信念信仰属于价值观的取向，是一种目标追求，我要拥护什么，朝什么方向努力，就是信念。

    对我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全党全国人民能不能真正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我们理想信念的基础。西方的核心价值观“自由、民主、人权”很简单，中国古代“仁义礼智信”也很简洁，老百姓容易记住便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现在的表述是四个层次：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这样的表述太繁杂，不简洁明快，不易懂不易记不易传，作为核心价值观这样表述是不高明、不完全的。尽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现在的表述比较繁杂，各层内容还相互交叉，但这四层内容对于当代中国来说，不论哪一层针对性都非常强、非常重要。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马克思主义是否具备了科学真理性，如果不具备科学真理性，为什么要坚持以他为指导？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从中国近现代史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是可以得到证明的。中国有5000年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博士有一部鸿篇巨著《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在这部发展史当中讲的非常明确，13世纪以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令西方望尘莫及，那不是一星半点的领先，而是遥遥领先。比方说我们数学中讲的勾股定理，我们老祖宗叫商高定理，西方叫做毕达哥拉斯定理，商高定理要比毕达哥拉斯定理早600年；郭守敬的天文《授时历》比西方早800年；唐代关于子午线的测度比西方早1000年；西方近代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在其进化论著作《物种起源》一书中多次引用了明朝科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的一些素材和观点；还有指南针、造纸、印刷术、火药这四大发明，没有四大发明就没有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我们完全可以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感到非常自豪非常骄傲。

    近代以来我们急剧衰败，其原因恰恰是因为我们在文化上落后。西方经过文艺复兴以后，眼界大开、心胸大开、思路大开，所以才有了地理大发现，才有了资产阶级革命，才有了工业革命，迅速赶上并超过中国。而中国在这个时间文化开始走向低迷，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变得越来越封闭、保守、僵化，到19世纪中叶西方几条漂洋过海的战舰就把偌大的中国打得一败涂地。

有人认为是不是那时我们经济太落后了，不能这样讲。因为直到19世纪初，我们的制造业总产值还占世界的四分之一，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我们的文化却是变得僵化保守，导致整个社会非常沉闷。清朝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有一首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就是希望当时的中国能重新抖擞精神，多出些敢想、敢说、敢做、敢为的人来拯救沉闷僵死的社会。当时中国连江洋大盗都产生不了，只能产生小偷小摸。这样一个国度怎能经得起外力的打击？我国由于思想文化的落后导致国家的落后已经愈加明显。爱国将领林则徐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嘱托另一个爱国将领魏源编撰一部介绍西方政治、历史、文化、宗教、艺术、教育百科全书式的书籍。魏源1842年出版了一套50卷本的《海国图志》，1847年把50卷本扩展成100卷本。由于当时中国实在是太保守，尽管有几百万人能看到这套书，但很少有人去问津，一些封建统治者甚至把它视为洪水猛兽去查禁。尽管魏源的目的是通过《海国图志》让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但是我们却错过了。1851年《海国图志》传到了日本，在日本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一年翻印15次，价格一路飙升，日本的维新派人士佐久间象山如获至宝，他特别赞赏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来的一句话：学夷之长技以制夷。日本19世纪末完成明治维新，成为了世界上一流先进的国家。我国因为错过了对先进文化的接受，继续沉沦。鸦片战争我们打败了。到了后来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中日甲午战争我们都打败了。从1842年到1912年这段期间，我们和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有700多项，其中明显的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条约就有40多项。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时候有个德国军官在自己的日记中说，做19世纪的中国人太悲惨了。他为什么强调19世纪，因为在19世纪以前，中国是世界上先进伟大的国家。德国伟大的数学家莱布尼茨费尽心血研究数学的二进位制后，回过头来查阅历史资料时吃惊地发现，中国早在易经时代对二进位的研究就接近了他的水平。德国的文学家、诗人歌德讲：当中国人津津乐道的阅读他们同胞所写的小说《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等等时，我们的祖先还生活在丛林中。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古代的文明是多么先进呀。我们的敌人都认为我们悲惨，那我们自己作为中国人当情何以堪。那个时候法国伟大的文学家维克多•雨果，在给英法联军中法军一个上尉的信中，都在控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这件事情。他先是赞美我们的圆明园是人类历史上不可再造的历史瑰宝，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艺术瑰宝被两个强盗给糟蹋了，一个把它抢光，一个把它烧光。我前年到北欧去，在芬兰参观一个博物馆，博物馆的墙上有一幅大油画，画的是芬兰国王接见各国使臣，各国使臣是衣冠楚楚，而站在最后的一个又瘦又小又矮穿着旗袍的清朝官员。解说员就讲这个是中国人，这让参观的中国人很受伤害。所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有责任感的中国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20世纪中国会不会亡国灭族？

    20世纪过去了，中国不仅没有亡国，而且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曙光已经升起在地平线上。这个证明的例子太多了，比如刚刚结束的伦敦奥运会，那是19世纪发起两次鸦片战争侵略中国的国家，现在中国人在他们的土地上一遍又一遍地奏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这是何等的天翻地覆，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谁能想到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濒临亡国灭种的国家呀。我们现在GDP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老二，我国很多领域走在世界第一兵团中，世界500强前10名中国的就有3个，这个沧桑巨变是怎么发生的？应当说原因很多，但一个最深层、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正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不断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以，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面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所起的巨大的积极的作用，凡是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人都不能否认。对这样一个理论，我们把它写进党章，能没有道理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对改变中国的命运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可以得到证明，这比任何空洞的说教更有说服力。

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不好？如果不好为什么要让我们坚定这个理想信念？特别是我们大家是生在其中，长在其中，干在其中，看在其中，也思考在其中，我们耳闻目睹的现实中有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负面的、阴暗面的甚至是丑恶的东西。为什么我们要坚持这个主义并作为理想信念？这就涉及到我们如何看待问题。

    我们应该善于从总体上、从全局上、从发展态势上去看我们的国家。这当中有两个坐标系统：一个是纵向坐标；一个是横向坐标。

    纵向坐标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简单来说，没有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像当代中国这样富足，人们的生活水平这样好；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当代中国人民这样自由和民主，我们很多人可以横挑鼻子竖挑眼，可以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可以指责党和政府的各种不足。近现代以来任何一个时代的中国都没有像现在今天的中国这样在国际上那么有地位、有影响、有尊严。仅仅是这三个方面，就足以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中国来说是个好东西。

    从横向坐标上看，可以放在国家发展的大格局中进行横向比较。我曾参加考察团，到朝鲜、俄罗斯、印度考察了一圈，简单概括考察的结论是：到了朝鲜你就知道不改革不行；到了俄罗斯你就知道乱改革不行；到了印度你就知道不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

    辽宁丹东的隔江对岸就是朝鲜的第三大城市新州，丹东是高楼林立，夜晚灯火通明，而新州则是建筑陈旧，晚上一片黑暗，横跨在这两个城市之间的鸭绿江大铁桥，中国这边维护得像新的一样，朝鲜那边是锈迹斑斑。朝鲜的首都平壤是一座花园般的城市，但仔细观察，路上没有多少汽车，路边的行人衣着颜色单调，表情严肃，来去匆匆，看不见笑脸，也很难看见一个胖子。朝鲜中央党校的同志与我们座谈的时候说，现在我们全党全国都在学习三大将军——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淑（金日成的妻子），他们的做法比我们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还过一些。我们不能对朝鲜的政策说三道四，尽管我们对他们的做法不赞成，朝鲜有他们的国情，有他们面对的国际压力（美国、韩国），如果朝鲜四门大开那朝鲜就可能不存在了。我们党和国家对朝鲜是要支持的，尽管我们对他的一些做法不赞成。唇亡齿寒，如果朝鲜消亡，美国的势力就一下子到了中国的大门口了，这对我们很不利。假如中国不搞改革开放，我们现在连朝鲜也不如。朝鲜有一座最高大厦——柳金大厦，103层，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修的，后来由于没有钱了，内外的装修都没有搞。到2009年才开始搞内外装修。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无论从技术力量还是从可支配的资金来看，都无法修那样的摩天大厦。各个国家驻朝鲜的使领馆，只有中国的使领馆日子最好过，因为有些物质可以从中国运去，其他的使领馆有钱也买不到东西。

    去俄罗斯之前，我们一行有人说，我们是不是不要过早地否认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改革，也许将来俄罗斯的改革比中国的改革发展要快要好？我们去了一看，不是这么一回事，俄罗斯科学院有一个院士，他是莫斯科大学的副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他给我们做了一场演讲，演讲的题目就是：谁之过？谁之罪？他说俄罗斯10年的自由主义改革几乎把俄罗斯带入了死胡同。俄罗斯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所蒙受的损失都是无法估量的。很多俄罗斯人感到很迷茫、很困惑，他们不知道明天将发生什么，也不知道明天应当向何处去？俄罗斯有80万因酗酒而犯病的人，有300万无家可归的人，有300万精神病患者，有200-400万的流浪儿童，每5分钟就有一个人被谋杀。吃饭的时候，这位主任和我坐一起，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是他的女儿，很漂亮，可惜她的女儿和未婚夫开着一辆小车出去后一去未归，他们被黑社会杀害了。俄罗斯的法律取消了死刑，那些律师千方百计地为犯罪分子辩护，对死亡者和家属毫无同情怜悯。他最后说了两句掏心掏肺、振聋发聩的话，他说，伟大中国决不能重走俄罗斯的道路，伟大的中国朋友没有资格重犯俄罗斯人的错误。什么是俄罗斯的道路呀？就是以资本主义为目标的资本主义改革道路，俄罗斯人的错误就是推翻了共产党的领导，推翻了社会主义制度。

    有人讲，俄罗斯近些年发展不错，经济增长率达到6%，成为了金砖国家之一，社会也趋于稳定。这是因为，普金上台之后扭转了叶利钦乱改革的势头。普京上台后，在政治上、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的调整措施。在政治上搞可控制的民主，但不搞西方式的民主。可控制的民主与我国的民主集中制差不多，强化中央的权力、总统的权力，规定俄罗斯各州市一把手的选举一定要由总统提名。俄罗斯杜马有450个议席，叶利钦把其中220个议席分配到各个选区，由选民自由选举，谁有钱谁就可以拉选票。而普金把那220个议席全部收归杜马，由杜马内各政党来竞争，这样做的好处就是确保杜马内最大的政党是统一俄罗斯党——普金所组建的政党，保证了普金的政策可以在杜马内通过。针对西方搞颜色革命，普金颁布了《非政府组织法》，以法律的形式规范了非政府组织的活动，避免了重演颜色革命的悲剧。假如没有《非政府组织法》俄罗斯这次大选究竟谁最后胜利很难说。普金在政治上的调整，稳定了俄罗斯社会，避免了进一步的分裂。

    在经济上，普金也采取了一系列的调整措施。一是对私有化进行调整。二是对那些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大企业实现国家控股或国家参股，稳定了俄罗斯的整个经济架构。严厉打击金融资本寡头，避免了俄罗斯资金的大量外流，稳定了俄罗斯的金融市场。三是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俄罗斯幅员辽阔，但很大一部分地区在北回归线以北，气候寒冷，对农业发展不利。加上叶利钦乱改革，砍掉了15万的集体农庄，使集体农庄农民的肉蛋奶全部吃不上，只能吃面包。普金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做到了一箭双雕。一得人心，农民拥护，普金这次当选有很大一部分选票是来自于农民。二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业。俄罗斯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粮食的主要出口国之一。四是打能源牌。俄罗斯资源富饶。森林覆盖率世界第一，木材储量世界第一，已探明的煤矿储量仅次于中国，已探明的石油资源仅次于海湾，金矿铀矿等等都是名列世界前茅，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关起门来搞建设，不需要外国资源的国家。叶利钦乱改革敞开向世界供应能源，普金则把其丰富的能源资源作为战略牌、外交牌来打。比如俄罗斯有个尤科斯石油公司，1999年与我们有一个意向性的协议，修一条从安吉尔斯到大庆的石油管道，但遭到了俄罗斯联邦政府的干预始终谈不下来，后来日本插进来，开口就要给俄罗斯70亿美元的援助，俄罗斯人高兴了，与日本人谈，但是谈来谈去没谈成，因为日本与俄罗斯存在着北方四岛的领土纠纷，双方各不相让。再加上日本紧跟美国，美国发动历次战争他都支持，中国尽管发展较快，但短期内对他不构成威胁，所以俄罗斯宣布油气需求首先满足中国。当然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和中国都有能源贸易协议了，普京也怕失去中国这个大市场。最近哈萨克斯坦宣布向中国输气的运费要大幅下调，下调到俄罗斯向中国输送运费的1/5。如今的俄罗斯人对中国的发展还是很羡慕的，一些俄罗斯人与我们接触，谈到中国的发展是直竖大拇指。到俄罗斯旅游就真切地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好。

 

印度这个国家非常复杂，不仅有民族矛盾，还有宗教矛盾、阶级矛盾、政党矛盾、种姓制矛盾等等，信印度教的、信伊斯兰教的、信锡克教的，这些民族经常发生矛盾冲突。最近媒体报道，印度东部的阿萨姆邦因为印度教与伊斯兰教发生冲突已经死了很多人了，经过网上炒作，那一带的居民出现了大恐慌、大逃亡。各政党之间为谋求地位相互争斗，相互挖墙角是司空见惯。阶级矛盾体现在两极分化上，印度有85%的农村小孩连小学一年级都读不起，首都新德里可以看见很多平民窟。印度有两个共产党：一个叫印共马列；一个叫印度共产党。印共马列还在两个邦执政，印共马列想在其执政的西孟加拉邦搞土地改革，结果有4000多党员被地主杀害。印度还存在着种姓制，其历史已经有三四千年了，人一出生就决定了你是哪个种姓，种姓制是分等级的，高等级种姓的男人可以娶低等级种姓的女人为妻，但低等级的男人是不容许娶高等级的女人为妻的，如果娶了所生的小孩在政治上就叫贱民，在宗教上叫不可接触的人，这种残存的种姓制，跟民主是风牛马不相及。印度的基础设施很差，从地图上看，印度的铁路是密密麻麻的，但他的高速公路非常滞后，当时印度的高速公路还不到1000公里，比湖北境内的高速公路还要少。印度有一个著名的景点——泰姬陵，是印度国王为他的爱妻修建的。泰姬陵离新德里不远，但从新德里到泰姬陵的路不宽，而且没有交通线，行人、自行车、摩托车、拖拉机、载重车、大卡车都挤在马路上，中间还夹杂着神牛（被放生的耕牛）。印度人普遍信教，这些宗教都寄希望于来世，对现实世界缺乏精神。印度人很友好，但你仔细观察他们走路都是慢慢悠悠的。迄今为止，印度只在奥运会上拿到一块射击金牌，它的民族精神没法和中国比。当然，民族精神也是发展变化的，但至少从目前来看，印度的发展至少比中国要落后10年，别看它也有原子弹、航空母舰和导弹，它的发展相当不平衡。印度学者与我们座谈，他们说，我们很佩服中国。印度1947年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立国，两国的发展起点都差不多，但你们很快就把我们甩在了后面，我们总结就两条：其一，尽管印度有很多政党，但没有一个党像中国共产党一样有严密的组织，有强大的组织力、感召力、动员力。其二，没有走社会主义道路。尽管有的邦也搞了土地改革，但那不是社会性质的改革。所以到了印度，你就能感受到不坚持社会主义不行，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好。

    我们横向比较和我们纵向比较得出的结论应该是一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不好，经过这样纵向横向比较，是可以得出比较公正的结论的。

    如何看待当前我们社会面临的这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恐怕不能靠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另外寻求别的一套。如有的人要搞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或是搞西方的新自由主义，不能这样做。任何一种理论的提出总有其相对合理性，也总有其客观真理性。但我们应该明白一个道理，“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在某些国家某些特定历史时期、特定方面能发生正面作用的东西，未必在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方面同样会发挥作用。我们为什么要舍弃经过30多年来艰辛探索得出来的总体上很成功的道路，而把一个根本没有经过实践的道路冒险拿来实践？这显然是不明智的。哪个国家没有问题，只是问题多少，性质不同而已。我国问题解决的最好办法是用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来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真正的人间正道。因此。从总体上看，从总体发展上来看，从纵向横向对比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好，我们没有理由不坚定这个理想信念。

三、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哪个国家不需要爱国主义，哪个国家不需要时代精神，这就是一个普世价值，有没有普世价值是思想理论工作的专家学者们经常遇到也经常思考的问题。我认为有没有普世价值不要笼统地看，看我们怎么界定普世价值，如果把普世价值界定为：所有人都毫不例外地赞成的普世观的价值，这个普世价值肯定不存在。如果把普世价值界定为大多数人所赞成所认可的价值观是普世价值，这样的价值观肯定存在。那为什么我们还组织批判过普世价值，因为我们某些人口中或笔下的普世价值指的是美国的价值观、西方的价值观。美国把自己的自由、民主、人权标榜为普世价值。自由、民主、人权都是好东西，谁不需要？但美国当权者口中的自由、民主、人权现在已经是双重标准，而且经常被作为棍子到处干涉别国的内政。

    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要革命，要推翻宗教神学、封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思想理论武器，所以树起了人文主义大旗，主张关心人、理解人、爱护人，给人以自由、民主、人权，这对推动历史前进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也经常反独裁、要民主、争自由。自由、民主、人权不是一个坏东西，不要把它看成是西方的专利，我们共产党应该理直气壮地举起自由、民主、人权的大旗。我们反对西方把他们的双重标准强加给我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批判普世价值。

    为什么说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普世价值？因为他对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是非常需要的。毛泽东对鲁迅先生的评价非常高，说鲁迅先生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但鲁迅先生原先并不是学文的，他留学日本时是学医的，他为什么要弃医从文？因为他看了日本的一个纪录片，日俄战争时期日本抓住一个中国人，说他是俄国人的间谍，要砍头示众，周围围观的全是中国人。中国人与日本人比身材魁梧高大健壮，但中国人的表情没有同情、没有悲伤、没有愤慨、没有羞耻、一脸的麻木。鲁迅先生看了以后民族自尊心深受伤害。他想，一个民族不管有多么健壮的体魄，如果没有强大的民族精神，这个民族只配做看客，所以他决定要弃医从文，要用自己的笔，来唤起民族的崛起，来激发民族的爱国主义情怀。南京大屠杀，日本屠杀了30万的中国军民，我们可以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灭绝人性的残忍暴行，但30万的中国军民是怎么死的，是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英勇搏斗牺牲的吗？不是！是被人捆成一串一串的用刺刀捅，往河里推，是这样死的。与此同时，一个外国牧师赤手空拳喝退了一群日本人，外国医院的一个护士也可以做到这一点，30万军民是不是死的太窝囊了？日本军队搞细菌战，731部队拿中国的活人做实验，日本军医在日记中把中国人叫做木头，中国人太听话了，让站就站，让趴就趴。一个民族如果是这样一种精神状态，说的难听一些，耗子再多也是喂老猫了。幸亏中国共产党能唤起民众的觉醒，能激发民众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国民党一道在全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正义力量的支持下，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前面讲到的朝鲜之所以能存在也是有着一种民族主义精神，古巴也是如此。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虽然朝鲜、古巴是很穷，经济没有发展好，但是这种国家只要找对了经济发展的道路，又继续弘扬他的民族精神，发展肯定会非常快。所以中央把弘扬民族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

    民族精神必须和时代精神相结合，比如岳飞传中岳母刺字“精忠报国”，那个忠是忠于皇帝，我们今天再讲忠，要讲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党。过去我们的一些民族精神，如文天祥的“人生至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民族精神，“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大庆铁人精神”、“焦裕禄精神”等等。

    民族精神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还有一点需要强调，我们强调的民族精神应该是中华民族精神，而不应该狭隘地把它理解为汉民族的精神。

 

四、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

    记得读小学时，学校有《学生守则》写着“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讲卫生、守纪律”等内容，这是公民的道德底线，小学生必须做到。其中的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是社会主义荣辱观“八荣八耻”的内容。可现在我们党的先进性建设学习要把“八荣八耻”做为重要内容，这是一种讽刺，说明我们的党风廉政建设存在一些值得忧虑的问题。

    总之，尽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些内容表述比较繁杂，但对当代中国来说有着非常鲜明的现实针对性。这四个方面的要求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所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定位非常高，说它是“兴国之魂”，强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偏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不可能实现的。说它是先进文化的精髓，如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剥离了，那么你这个文化既不是先进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说它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如果离开了、背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那搞出来的可能就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国家了。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该作为我们理想信念教育最核心的、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教材。

五、互动环节

    提问：听了报告非常受启发，我想问三个问题：1、2010年听说中宣部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用简明扼要的语言表述出来，两年时间过去了，不知进展如何？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创立于中国的，其中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世界各个国家都可以运用的原理，把它放在中国这个特定的环境里，是不是一个小概念包含了一个大概念，存在着矛盾？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我们的概括来讲有四个方面的含义，前面三个有一些虚，第四方面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实的，第四个实的是不是前三个虚的要达到的落脚点。如果是这样的话，把虚和实的链接落在一个很低的荣辱观上是不是有问题？

    张：这三个问题理论性很强。第一个问题，中央确实曾经组织调研，希望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一个精炼的概括，两年过去了，确实没有结果。这个问题怎么看，我谈谈个人的认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其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应当是历史的自然的过程，任何一个时期要强行推行一种价值观，好像世界各国都没有。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那是后来渐渐地概括出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没有一开始就提出自由、民主、人权。中国古代的“忠义礼智信”、“忠孝节义”也是后来给概括出来的。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现在马上就把它概括出来好，还是经过一段社会的发展、历史的沉淀最后大家都认可好呢？我认为不匆忙概括出来可能更好些。

    第二个问题：你说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我们的价值观把它放在里面是不是不太准确。这个问题我想还是不要这么理解，因为世界的文化本来就是相互贯通、相互交流的，而且马克思主义是从上世纪20年代传入中国的，它已经渗透到了中国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影响到中国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既然如此，那么把它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无可非议。自由、民主、人权也不是中国的东西，是西方首先提出来的，为什么我们认为自由、民主、人权好，我们的革命斗争也要为自由、民主、人权而奋斗。

    第三个问题，说明你经过了认真思考的。坚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的确比较虚，但并不是说内容不能分解。作为价值观来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下面三层就全都概括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容太丰富了，作为核心价值观也是妥当的。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实际上包括在“八荣八耻”的内容里了。“八荣八耻”的荣辱观比较好操作。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后要概括的话，我认为应该从第四条里概括，精炼出几条来。

    提问：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中有没有哪些是当前做得不是很好，应该改革的？

    张：我可以谈点个人的想法。我国的现状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从总体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对中国来说还是行之有效的。我到台湾去，见到了国民党的马英九和吴伯雄，他们的一个观点对我很有启发，他们很羡慕大陆，想干点什么事一拍板就可以办，可他们不行。他们修条路讨论8—10年也难以干成。这实际上回答了那种资产阶级民主和我国的民主集中制的民主的不同，至少在效率上他们是佩服我们的。这些年我们搞市场经济为什么发展这么好、这么快，这和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相关的，这是我们社会制度一个很大的优越性。当然我们的社会也有问题。比如政治体制改革，现在很多人都在呼吁，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经济体制改革了，这是事实，但也不全对。我们人人都能感受到现在的社会比过去要宽松、自由、民主多了，但现实中还有许多不民主的东西，如领导班子“一把手”太重要了，大家往往要看“一把手”的态度说话，这不能很好地体现民主。政治体制改革怎样改好呢？改好就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如果做不到三者有机统一，就说明我们搞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做好，按此标准来衡量，我们现在肯定没改革好。党的领导，领导什么，怎么领导，它和依法治国是什么关系？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又是什么关系？从理论上讲三者是可以统一的，但在实际操作中怎么落实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我的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了吗？我们看到，有些基层干部欺负老百姓。依法治国，法律对所有的人都适用吗？是不是有人凌驾于法律之上呢？是不是还有人可以以钱来买法呢？现实中这样的问题也有。党的领导是通过政治领导，这种领导方式、领导形式、领导效果与法律是什么关系？还有党委书记兼人大主任也需要探讨。比如我们不搞西方的三权分立，建立了我们的监督机构，但监督机制还很不完善，党内出现那么多的腐败现象，就这说明了这点。但反过来说，西方的监督机制虽然比较完善，也一样有犯罪分子。

    提问：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改革，俄罗斯的改革是休克疗法的改革，有人说，这不能说中国的改革路径优于俄罗斯的改革，因为俄罗斯是政治体制改革搞得比较彻底，中国是先搞经济体制改革，搞得比较彻底。中国把很难的政治体制改革留在后面了，这些很难的问题可能会影响中国经济的稳定和经济改革的进一步发展。我们讲现在维稳成本的代价很高，不知道您怎么评价中国和俄罗斯改革的顺序，或者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影响到中国未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张：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俄罗斯我们可以叫改革，但俄罗斯的改革是建立在苏联解体的基础之上的。他们的改革是基于戈尔巴乔夫对社会主义的背离，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基础上搞的改革。戈尔巴乔夫改革是苏联西化的继续和调整。关于苏联解体的问题，可以追溯得长一些。赫鲁晓夫有个外孙女，有人问她，苏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解体的，她说是从我的外祖父赫鲁晓夫时代开始的。因为从1956年苏共召开20大，在这次会议上赫鲁晓夫做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本来斯大林在世的时候有一大堆的尊称，如伟大的无产阶级导师、全世界反法西斯的英雄统帅等等。斯大林一逝世，赫鲁晓夫开始大骂斯大林，说他是混蛋，是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这样一搞，当时整个苏联的意识形态领域就乱了。人民开始怀疑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怀疑苏联共产党，怀疑苏联的历史。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了一些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到了1968年，当时赫鲁晓夫已经下台了，勃涅日列夫执政时，他在苏共中央召开一次例行会议上忧心忡忡地讲：看一看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人们是怎样在攻击诽谤我们的党，然而，没有哪个党员能勇敢地站起来去批驳这些错误观点。尽管勃涅日列夫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因为苏联党当时确实很强大，包括宣传也很强大，那时讲到西方是一片漆黑，讲到苏联是一片光明什么都好。这显然是不实事求是没有说服力的。与此同时，美国在苏联周围建了60多个电台，每天24小时对着苏联进行广播，而且讲的很策略，它不是一般的喊口号，而是讲这个人的亲历记，那个人的回忆录、纪实，都是有鼻子有脸的，苏联老百姓听了信服。当时苏联经济没搞好，党内也有腐败问题，所以整个苏联的社会心理越来越变化。等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散布他的新思维时就已经很有市场了。戈尔巴乔夫犯了两个最严重的错误：一个是他重用了一个人——雅科夫列夫，他后来做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宣传部部长，他年轻的时候曾经留学美国，回来后出任苏联驻加拿大大使，据苏联克格勃官员披露，雅科夫列夫在美国留学时，就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反，他把这个情况向戈尔巴乔夫作了汇报，戈尔巴乔夫坚决要压住不许说，这样雅科夫列夫推着戈尔巴乔夫远离社会主义、远离马克思主义，搞人道民主社会主义，搞公开性。雅科夫列夫在苏联垮台后，有人问他，你已经做到了苏共政治局委员了，怎么要搞垮苏联，他说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有两种方法：一个是站在党内来反对；一个是站在党外来反对。我在党内爬得越高，起的作用越大。就这样党的意识形态完全被他搞乱了。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最后宣布解除报禁、党禁，允许私人办媒体、办报、办广播、办电视、办杂志社等。苏联解体出现了很多私人媒体，他们毫不例外地接受西方赞助，所以在苏联解体这个问题上，舆论上没有媒体为苏联共产党说话。尽管当时苏联的军队可以向美国叫板，尽管苏联的工业技术、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在当时是世界一流的，但这些都挽救不了苏联解体。因为双方在文化软实力上反差太大，意识形态防线崩溃了。意识形态的崩溃意味着社会主义苏联必须向着资本主义这条轨道上开车。所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就是滑向资本主义的改革尝试，这种尝试西方当然欢欣鼓舞，过去庞大的竞争对手不存在了，所以，西方到现在还有人在吹嘘戈尔巴乔夫。

 

苏联解体到现在20年了，事实证明，苏联这种把资本主义作为目标的演变或改革是不成功的。前苏联曾经强烈批判苏联的作家索尔仁尼琴，在苏联解体后回到俄罗斯，见到苏联解体后的乱象，他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包括对斯大林的评价，他借助小说《转折关头》中的人物说：“这个人的去世，许多人还不知道俄罗斯失去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是这个人在领着俄罗斯向前奔跑。”他开始重新评价斯大林了。有个作家叫季米洛夫，他原来是坚决支持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他评价苏联的解体时说：我们的错误在于我们看见苏联这只大船有的地方漏水了，我们不是想办法把漏水的地方给堵上，而是把这艘船彻底凿漏，让它沉没。苏联还有一个持不同政见者马克西莫夫，曾参加斯大林暗杀小组，他临死前躺在床上接受《红军报》的采访，他讲，眼前看到的这一切太让我痛心了，再也没有什么比这个更痛心的了，就像看到自己的亲生母亲被人强奸一样。苏联解体后，男人的平均寿命减到了56岁，整个人口缩减。二战时期被夷为平地的斯大林格勒战后只用了6个月的时间建起了9座卫星城，可现在在斯大林格勒的伏尔加河上要修建一座大桥，修了12年还没修起来。俄罗斯人已经没有那种基于远大理想、基于政治热情所焕发出来的精神力量。苏联有一本很著名的书《钢铁是怎么炼成的》，主人公保尔有一句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过去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时，可以说：我的整个生命和精力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而斗争。”俄罗斯的很多青年被这句话鼓舞着去建设社会主义，中国许多青年许多战士也是被这些精神所鼓舞，焕发出冲天的干劲，忘我的精神。像我们的大庆铁人精神：即使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现在的俄罗斯人是哪里钱多到那去，怎么可能有那种奉献精神呢。所以俄罗斯的改革是一场以资本主义为目标的改革，以政治先行的所谓改革是失败的。

    对于我们的改革，应该说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通过什么方式先富起来？没有做说明，所以积累了很多问题。同时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经济方面发展很好，而在政治方面我们有很多东西没有思考好，出现了收入分配不公、城乡差距拉大、社会矛盾、社会治安、党内腐败等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但是这些问题如果放到一开始我们就来解决，那中国不知要比俄罗斯乱多少倍。所以，我认为先摸着石头过河，把经济搞好，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完善政治体制改革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当然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可以进行得更加快一些，搞得更好一点，这对我国的发展更好。

    提问：请您从文化软实力的角度谈谈如何解决钓鱼岛和南沙问题？

    张：钓鱼岛问题涉及中日关系，但根子还是在美国，说保钓害国误国这显然是不正确的，绝对不是代表政府在说话。当然我们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什么策略能使我们获得最大的国家利益，这是需要探讨的。南沙问题在1974年之前，世界上19个主要国家36种地图都认可我们划的九段线。那现在为什么出问题了呢？因为1974年之后人们发现南沙水下可能蕴含着比较丰富的油气资源，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时的政策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为什么现在闹起来了，因为中国发展太快、太强大了。美国认为对他构成威胁了，所以他把军事防御的重心移到了亚太地区，他要有所作为。

    文化软实力是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授约瑟·奈最早提出来的。他有着深厚的官方背景，在卡特政府时期，他是助理国务卿，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是助理国防委员兼国家情报局部门官员，他为什么提出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在冷战结束之后，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军事集团不存在了，美国怎样继续称霸世界呢？光靠硬实力是不行的，要靠软实力，它把软实力界定为文化的吸引力、制度的吸引力和掌控全球化的能力。后来，又把它发展为巧实力，即硬实力加软实力。美国现代政府所奉行的就是一种巧实力。对中国是软硬兼施，它把军事重心移到亚太，虎视眈眈对着中国，说是防御朝鲜，另一方面又运用软实力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渲染中国威胁论，中国与越南有纷争，它嘴上不说实际上是支持越南，又是访问又是联合军演。在菲律宾问题上也是如此。它希望把越南、菲律宾这些小国推到前面，即使不发生重大武装冲突，也闹得中国不得安宁，要束缚你的脚步。中国威胁论就是美国制造出来的，这里有几个因素，其一：邓小平在面对苏联解体时提出了24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其中有一个韬光养晦，其意思是我要把锋芒收起来，不让你看出来，表面上是挺软弱的，但关键时候再治你。本来这作为内部了解可以，但是我们把它宣传出去了，这样美国人知道中国要韬光养晦，装软、装穷，那好你要壮大，我就说你威胁了，想用此来束缚我们的手脚。第二，它想转移视线。实际上对美国真正构成军事威胁的不是中国而是俄罗斯，尽管俄罗斯解体了，但它的核武器照样可以毁灭美国几次，但是美国从来不谈俄罗斯问题，它要转移视线，一方面让俄罗斯感到美国不以他为敌，另一方面，用此来约束中国的手脚。第三，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因为，中国与周边国家越矛盾，中国周边国家越想向美国靠拢，这对美国巩固他在亚太的势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南海问题是越闹越大。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处理要有耐心有智慧。如果真正硬碰硬，我们无论打越南、还是打菲律宾都不成问题，但我们这样做恐怕要因小失大。一是造成我们和这些国家的仇恨；二是这些国家会更向美国靠拢，美国就更会让这些国家充当反华的马前卒。这对我们肯定不利，而且这样一打我国的经济发展必然要受到影响。现在是经济全球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样国外的大企业就会从中国撤资，美国就会有更好的理由宣传中国威胁论，动员世界来围堵中国。

     我们的聪明做法是：既让它感到不能太放肆，同时和它要维持一定的关系。让我们周边的国家感到与中国的关系不能太僵，美国不会真心实意地支持。我们要做这项工作，这项工作就是软实力。

    钓鱼岛不大，尽管它的战略位置再重要，但它相对于中美关系、中日关系来说，那是一个很小很小的问题。为这个问题大打出手，至少对现在来说是极不明智的。但我们必须强调主权在我，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点不能放弃。在这点不能放弃的原则下，针对日本所做出的种种动作，我们做出一些相应的动作能来制服它，避免到最后这个问题变成国际上都承认的既成事实就可以了。

    提问：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是我注意到关于中国人没有自己的信仰，结果洋教倒是传入中国了，而且发展较快，我个人认为，无论是宣传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还是宣传宗教信仰，宗教信仰有载体，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没有载体形式，那么在树立信仰的时候如何解决载体问题？二是与此相连的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存在决定意识，光告诉老百姓社会主义好，马克思主义好不行，怎么和天天都看到的社会不公和不能解决的问题联系起来，才能让他真信真懂，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宣传中遇到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张：第一个问题恐怕不能叫载体，只能是信仰的偶像。但并不是所有的宗教都有信仰的偶像，伊斯兰教是不设偶像的，它信《古兰经》。另外，你刚才的说法倒是启发了我，我们搞信仰信念教育、搞马克思主义教育其实真不应该抽象去谈，比方说，我们去讲讲马克思、恩格斯那些感人的人格魅力的故事，在讲授中让人感到马克思创始人真伟大，值得学习。西方对此很清楚，改革开放后，西方出版了多少丑化毛泽东的书，因为他知道丑化了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就失去执政资格了。在中苏论战时，有一个九评苏共公开信，其中二评是谈如何对待斯大林问题，那文章中引用了一段西方的格言，鹰有时候比鸡飞得还低，但鸡永远飞不了像鹰那么高。斯大林就是一只高高盘旋的雄鹰，而这些诬蔑诽谤斯大林的人，不过是后院里的鸡。毛泽东也是高高盘旋的雄鹰，那些诬蔑毛泽东的人连鸡都算不上。我们承认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纵观毛泽东一生，仍然不失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如果把毛泽东否认了，那中国共产党就自己把自己给否定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所有的思想理论工作者都应该头脑非常清醒。我们对事情的看法，对人物的评价要站在党、国家、民族的立场，从长远的发展中看，而不能根据一时一事，也不能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要历史全面辩证地看问题。我认为毛泽东是一个空前伟大的民族英雄，即使不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作为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英雄采取冷嘲热讽、肆意辱骂是极为不可取的。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就是说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能脱离实际。现实的实际是我国的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在这样的基本制度下，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必然是多元的，这就给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增加了难度，而人们在实现生活中所看到的东西往往和我们宣传的理论方面有很大的落差，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的落差。一般的干部群众未必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但他会把现实中看到的一些不合理的、阴暗的、丑陋的东西全部和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他们不能分析这些丑陋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要求做的，还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认识清楚。即这些东西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马克思主义要改变的。我们不能否定现实、回避问题、绕开问题，要敢于直面问题。对问题产生的原因，要有一个合理的、科学的解释和说明，要对问题的解决指出方向，给予信心，这才是我们宣传思想工作所应该做的，也是最难做的一件事情。

    提问：在美国有很多人信奉基督教，从哲学角度来讲，他们相当于是唯心主义，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相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是不可取的，但在发达国家科学技术非常发达，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也很快，面对这种矛盾现象，您是怎么理解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

    张：西方有各种教会。我认为这些教义更多的是属于伦理学的范畴，是讲做人的一些原则、一些情操，他们和马克思主义比，马克思主义包括这些伦理，但马克思主义有更大的目标，是解放全人类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我今天在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第一条中已经谈到了。你讲到西方科学技术的发达等等，这是事实，他们并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他们不也发达了吗！并不是你坚持马克思主义，你的科学技术就是最发达的。存在决定意识是马克思主义很重要的基本原理，我们讲发展、讲改革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过去中国在整个世界上是个什么地位，我们与西方的差距是什么？现在西方与中国套近乎，这在过去是没有的，因为中国发展太快，正在步步紧逼他们，各个领域都是这样，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为什么我们的发展速度这么快，比西方发展的快，从这个历史节点来看，说明我们的理论还是好理论，是正确的理论。为什么我国近代落后了，也要从思想理论上来找原因。

    提问：现在有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很多富人发家致富后纷纷移民，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张：这个问题是因人而异，不同的人也是有不同的原因，有的人挣了钱之后就把钱转移到国外去，这里面就有的是听了唱衰中国的舆论，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感到前景暗淡；还有一种是他们的钱来路不是很明白，怕将来受到清算而把钱转到国外；还有的是子女在国外，想到国外发展；还有一部分人是受网络负面的宣传影响。但我想只要是对中国的现实、对世界的现实有全面深刻的理解，就不会把中国看的很糟糕的，也不会轻易放弃这个发展机遇和平台的。

    提问：您在报告中谈到文化软实力的核心问题是信仰信念和核心价值观问题，现在网络的普及以及大量外来文化的到来，对我们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信仰信念的坚定带来很大的冲击。在高校中有一种说法，5小于2，即在学校5天的教育还不如学生课后2天所接受的信息对他的影响，那么在这样的形势下，要提升文化软实力，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打算做些什么？

    张：你说的这些问题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难点，费了好大的劲教给学生的东西，周六周日学生回到社会，一上网全报销了。我想我们是不是要搞好调查研究，增强一点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了解学生究竟关心什么问题，他对哪些问题陷入了认识误区，哪些观点是错误的，如何有针对性地进行讲解。讲解不能回避问题，因为有些问题是真实的，有些问题则是网上故意炒作故意放大的，我们要把这个区分开来。是真实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讲这个问题确实存在，分析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能把这个问题归罪到马克思主义、归罪到中国共产党、归罪到社会主义。还有一些问题属于谣言，属于炒作，属于恶意放大，这些问题也要讲清楚。最重要的是当前青少年如何坚定爱国主义感情，你可以对党和政府的有些做法有意见，可以对马克思主义有些地方不赞成，对社会主义不了解，但对党对国家还是应该爱的。只要有这一条就没有什么最后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国老一辈革命家到法兰西去的时候，都是为了解救苦难的祖国，他们不管吃了多大的苦，受了多大的累，都要好好学习，报效祖国。只要有一颗爱国主义的心，即使信仰不同但最后都会走向正途。我们青年学生也一样，要知道爱国，这是最重要的。对社会问题我们要搞清楚哪些是真善美、哪些是假丑恶，怎么克服假丑恶，怎么弘扬真善美，怎么搞好学习，将来报效祖国，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加以研究，并努力解决的问题。

（作者系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原主任，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