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改革的呼声再起，改革共识又重新开始凝聚。这一波对于改革的重新呼唤，发生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中：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历时30多年的中国改革一定程度上已经处于停滞状态。而在这种停滞状态背后，就是“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将其称为“转型陷阱”。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和社会问题在不断积累，危机日益显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目前改革共识的重新凝聚，是基于对改革停滞所形成的现状和问题的不满。

 

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重启改革的契机。但在这样的时候，要清醒地意识到，现在所面对的情况是相当复杂的，而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启改革的问题。笔者曾经说过，如果说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面临的是两种抉择，即向前还是向后，那么，现在中国面临的可能是三种抉择，即向前、向后和原地不动。如果更进一步分析，即使是向前，也仍然存在不同的思路与选择，有两个很不相同的方向。因此，现在中国面临的选择的可能性似乎有四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正确选择中国改革的思路和道路，是至关重要的。近些年改革共识一度破灭的现象告诉我们，中国的改革已经处于“输不起”的境地，如果在改革路径的选择上发生重大失误，今后再次凝聚改革共识就更加困难了。

 

本文将从不同选择或思路的走向，其内在的逻辑，背后的社会力量，不同道路的意识形态取向及会使用的符号策略，不同选择的现实性以及可能导致的问题等方面，对这四种不同的可能选择或思路，做一个概括的分析。

第一种思路：在一定意义上向旧体制的复归

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对于这样的一种思路，不能简单地按照意识形态的符号将其漫画化。其实，在过去的30多年中，即使是在改革如惊涛拍岸之时，对改革的质疑之声，甚至在特定意义上要求回归旧体制的声音，也从未完全消失过。在这当中，当然有所谓思想僵化者，有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但其实也并非完全如此，更加强调平等理念的旧体制对社会下层具有天然的吸引力。

 

有许多研究表明，处于社会下层的人往往对权力抱有更多的希望。其原因是，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下层民众具有很强的不安全感，较弱的竞争能力使得他们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力对他们进行保护，尽管他们往往是权力的受害者。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是以走向市场经济为基本取向的，虽然在改革初期出现过一种为时很短的“平等化效应”，社会边缘群体获得了改革提供的机会，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国企改制中，下层民众的不利地位日益显现。特别是在改革日益沦为“掠夺财富的战争”的时候，他们更是成为被掠夺的对象。因此，对于这些改革中利益受损的群体来说，希冀在旧体制的回归中找到希望，是一件自然的事情。这种思路背后的社会力量，除了部分下层民众之外，还有左翼知识分子，他们当中不乏一些人，对人类发展走向和世界格局有着很深刻的理解。但总体来看，这条路缺乏中间层支撑。最值得注意的变数，是近些年来生活成本上升，而收入增加缓慢的人数众多的“小白领”。可以预见的是，如果“小白领”的窘境不变，其中的部分人会成为左翼和旧体制的追随力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近些年来中国的左翼运动有明显的发展。

 

从意识形态资源来说，这条思路强调的是社会主义的平等价值观，但同时又具有某些民粹主义的色彩。需要注意的是，近些年来，由于新老左派的共同努力，在重整意识形态资源上已经有明显进展，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亦开始提出一些系统性的要求。这种思路在底层有一定基础，也体现了社会中、尤其是利益受损的底层民众的某些合理诉求。在此基础上，更有人将这种思路与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范围内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及超越资本主义的讨论联系起来，希望找到一条超越传统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如果放到目前中国的现实条件下，特别是就解决体制困境而言，这条思路的问题就相当明显，不仅在总体思路上与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相悖，而且在历史上口碑不佳，尤其是“文革”留给人们的经验教训，使得这种思路难以为社会主流所接受，即使是一般体制中人也对之怀有深深的戒备之心，企业和经济界人士对之更是深恶痛绝。

由于中国左翼庞杂的思想来源，其在现实的主张上，往往多有矛盾之处，在体制的设计上，更是难有清晰的蓝图。在实践上最接近于这种思路的，就是所谓重庆模式。在过去的一段时间，社会上对于重庆模式有着极大的争议，批评者甚众。但尽管如此，必须看到，重庆模式是在深厚的社会土壤中形成的，这个土壤就是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民众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种种困扰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强烈不满。就此而言，重庆模式正面回应了这些非常现实的问题，而且确实在一些老百姓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上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这些进展使得重庆模式在民众中获得相当普遍的认同。但问题是，我们究竟如何看待一种模式?如何对一种模式进行评价?从历史上看，任何模式都是针对现实问题的，往往也都是可以在一定时间内解决某些现实问题的。因此，判断一种模式，不能仅仅看它眼前解决了什么，更重要的是要看这种模式的逻辑是什么，其演变的前景或可能性是什么。重庆模式的重要特点，是强政府，是强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动员，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就此而言，重庆模式与中国社会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方向相背离。而且，从长远看，使民众拥有维护和争取自己利益的权利，比暂时解决一些民生问题更为重要，更具有根本的意义。而这恰恰是重庆模式的弱点。

第二种思路：延续过去30年的改革模式，进行“深化改革”或“改革攻关”

这种思路一般被称为自由主义的改革思路，但其实并不准确。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即使是在改革的主张者和推进者中，关于改革的思路也是很庞杂的。这如同秦晖教授所说的，当时共同的一点，就是脱离旧的体制，但走向哪里，并不明确。其实，如果仔细分析，说当初有脱离旧体制的共识也是很勉强的。我们都知道，关于改革，最初的一个说法叫“拨乱反正”。按照这个说法，改革不是脱离旧的体制，而是在基本体制上回到“文革”之前的17年，并对体制的弊端进行一定程度的修复。后来，随着反思的深入，随着国家领导人因出访增多而产生的新的感悟，许多突破性的改革思路才开始被提出。回过头来看，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的社会氛围和变革思路，是最靠近世界主流文明的。这也是中国最有自信的时期。那时的自信表现为对自身问题的不回避，以及向别人学习的劲头。但不久，这种改革思路就被一种暧昧而含糊的取向所取代。

 

说这条改革思路暧昧而含糊，有两点含义。第一，在中国改革的过程中，除了极少数时期，对于改革一直缺乏一个可以进行明确而透彻讨论的环境，很多重要的问题，只能用含含糊糊的语言来表述，甚至“只做不说”。第二，改革到后期，变成了能改什么就改什么，不能改就绕道走，甚至只有对自己有利才改的选择性改革。应当说，在这样的改革思路中，走向市场经济这一点还是一个基本的共识，这是与人类主流文明的方向一致的;但也要看到，这种思路比较偏向现代主流文明恶的一端，即推崇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端。在主流意识形态中，这种思路将社会主义等同为发展生产力，而对人类文明中一些非常有价值的因素采取了回避的态度。结果，脱离神圣化意识形态的过程演变为唯利是图，对于绝对平均主义的破除演变为对过度的贫富差距提供合法性论证，对于效率的片面追求成为损害公平正义的理由，实用主义的改革策略成为不择手段的代名词。在过去30年间，这个模式的改革成功地使中国脱离了旧的体制，从而将中国社会大大推向前进。但同时也造成大量弊端，民众对改革的认同度不断下降。这种思路背后的社会力量主要是企业界人士、经济学家以及与经济和企业界关系密切的政府官员，即所谓的既得利益群体。

 

从理论上来说，上述改革路径至少是在无法实现最优路径时的一种次优选择，但事实上似乎并没有带来次优的结果。特别是到了今天，这种改革思路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社会严重两极分化、社会不公问题日益突出，由此引起的民众不满和频发的社会矛盾，似乎已经预示着这种改革的难以为继。

 

现在回过头来看，对于中国过去30多年所沿袭的这种改革思路，是需要进行认真反思的。当前有一种倾向，即对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改革，总的评价趋势是“褒经抑政”，即认为过去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成功的，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其实，这两个方面的改革都是值得反思的。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止步不前，另一方面权力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迅速膨胀。而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尤其是在过去20年中，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谨小慎微形成鲜明对照，经常鼓励人们大胆去试，不要怕犯错误。就鼓励改革勇气来说，这似乎无可厚非，但结果却造成经济生活的高度非规范化。其实这个阶段最需要的是自上而下、以立法形式推动的改革，尤其是国企改革等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的改革，就更应如此。但由于不具备相应的政治体制条件和社会氛围，只能以“打左灯向右转”或“摸石头过河”的方式进行。由此造成的结果，一方面是越来越膨胀且不受制约的权力，另一方面是非规范化的经济环境。随之形成的，就是无约束的权力与非规范的市场相结合的混合型体制。进入21世纪之后，这样一种建立在权力与市场因素相结合基础之上的新体制逐步定型。这个新体制的基本特征是权力和市场结盟，在行政能力继续强化的前提下，把市场体制打碎为市场因素，通过权力重组市场因素，实现对资源的高度垄断。这个新体制是以总体性权力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特征的。就此而言，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在这样的体制中派生出的发展模式。

 

在这种思路的改革中，还需要反思的是所谓渐进主义的改革模式。改革当然要谨慎稳妥地进行，但过多地强调激进与渐进的两分法，其实会导致很多误解。首先，中国的改革都是渐进的吗?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很难完全概括为渐进的模式。比如，国有企业的改革，几千万人失业下岗;基本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使相当数量的民众失去或被削减了社会保障。这些几乎都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行的。相反，涉及一些重要的既得利益的改革，则往往是以渐进式改革为名，掩饰着实际上的不改革。在公车改革、官员财产公示等问题上，莫不如此。大讲渐进式改革，但同时没有时间表和路线图，说到底其实是不想改。经过这30多年的改革实践，所谓渐进式改革的弊端也日益表露出来。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个以渐进式改革实现社会转型的国家，陷入转型陷阱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因为渐进式改革使转型过程停滞并定型化的机会太多，既得利益集团从容形成的条件更为有利。其实，改革的实质性问题，往往不是激进还是渐进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对一些实质性问题进行改革的问题。

 

从目前情况来看，这种改革思路最大的问题，是由于其造成的种种弊端，导致了民众对改革的认同度在急剧降低。对于改革的推进来说，现在关键的问题不仅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更在于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滥用了改革，败坏了改革的声誉，重新形成改革共识已经相当困难。如果不对过去的改革进行系统反思，延续这条路继续深化、攻关，有可能导致极为危险的局面。但要看到，支持这个思路的群体掌握资源较多，话语权较重。更重要的是，各级主政官员对这条路比较熟悉，因此，一提重启改革，人们的思维就会定位在这条路上。这在改革有可能重启的今天，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第三种思路：定型现有体制，原地不动

这种思路没有明确的表述，但却是很多人内心里的一种默契，首先是源于对现状的满意感。讲到为什么近些年改革的动力越来越弱，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因为日子好过，所以不思进取。首先是经济在迅速发展，与此同时，政府的财政收入迅速增长，政府的日子好过;其次，是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性企业的日子好过，银行从破产的边缘变成世界上最赚钱的银行，国企从过去的亏损大户变成盈利大户。而在这背后，实质上既得利益集团的日子越来越好过。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貌似过渡形态的混合型体制，最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因为这种混合型体制使权力和市场巧妙地结合起来，使得利益集团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在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对房地产商来说，什么样的情形是最好的?当然是能够用行政的方式廉价拿到土地，然后盖成房子，在市场中把房子卖出去。无论是向前还是向后，都不如停在这里更有利。

 

这种状况使得我们有必要重新反思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过程。过去我们总是假定改革或社会转型有一个起点、一个终点，起点就是过去的计划经济，终点就是市场经济，扩展一点说就是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等等。改革和转型的过程就是从起点走向终点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们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当我们从一个起点往终点走的时候，中间每一个点上都有可能停下来，在改革和转型的过程中，会逐步形成一种既得利益格局，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渐进式的改革，就更容易形成既得利益格局。这样的基本利益格局形成后就要求不要往前走了，要维持现状，然后希望把我们认为所谓过渡型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这个体制是最有利于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这样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本文开篇所说的“转型陷阱”的形成。

 

提出转型陷阱的概念，对于我们认识和澄清当今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有着重要意义。在体制的意义上，转型陷阱并非仅仅是体制变革陷于停滞或倒退，而是将一种过渡形态的体制因素定型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在发展的意义上，转型陷阱导致的并不是简单地陷入经济放缓或停滞，而是陷入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在现实中，我们已经可以发现种种值得警惕的迹象：尽管经济在惯性的推动之下仍处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甚至具有经济大跃进的表象，但这种发展已经越来越畸形化，并开始显露出明显的疲态，步履越来越沉重;作为30多年发展动力源泉的体制变革基本止步不前，甚至出现某种回归的迹象，一些“过渡性的现象”正在固化;最有利于短期快速发展的资源和优势已经基本耗尽，而大跃进式发展导致的副作用则在不断显现，社会生活中的张力越来越大;社会的活力和生机在不断丧失，发展与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将维持现状作为优先选项。可以说，这种正在形成的转型陷阱，是我们社会中许多弊端背后的真正原因。

 

转型陷阱对中国社会的羁绊，来自结构与体制的双重固化。所谓结构性固化，指的是改革中逐步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迫切需要维护现有的利益格局并使之定型化。而体制性固化则是指，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定型下来的权力—市场混合性体制的自洽逻辑及所形成的路径依赖。对于前一点，人们讲的已经比较多了，现在很需要注意的是后一个方面。其实，现在在我们的社会中，一些问题的解决之所以很困难，不仅仅是在于既得利益集团对弊端的维护，也不仅仅在于这些问题和弊病本身有多么复杂，这种困难更在于“纠错困境”：对于这些问题，不解决会日积月累以至积重难返;努力解决的话，又会引起连锁反应，甚至会挑战体制的承受能力。正是这一点，给了既得利益集团以维护现有体制不变的理由。如果不能通过实质性的改革突破“纠错困境”，将会出现的逻辑，笔者称之为“饰错依赖”。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一个错要用十个错去掩饰或弥补，十个错要用一百个错去弥补，这样的结果，路势必越走越窄。因此，要走出“转型陷阱”，解决中国社会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必须要用实质性的体制变革走出这种“饰错依赖”。

 

第四种思路：选择新的改革方向，将公平正义与普世价值融合起来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改革的共识正在重新开始凝聚，可以说，推动新一轮改革的条件已经开始出现。但在这样的时候，一定要意识到，今天改革共识的形成，并不是因为人们开始重新认同过去那种造成利益关系严重失衡的改革模式，而是基于近几年的现实形成的“不改也不行”，甚至“不改更不行”的认识。换句话来说，是基于“如果继续下去就不行了”的这种对现实的判断以及对未来的可能的危机的担忧。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看到新的改革共识重新凝聚的这种背景和原因，看到新的改革共识是针对什么状况重新凝聚而成的，那么，也就大体可以看到，人们对于未来改革的期待是什么，人们要求重启的改革是一种什么样的改革。

 

改革新共识是在原有共识破裂之后的再次凝聚，形成改革新共识的这种背景明确告诉我们，现在不改革已经不行，但按原来的老路子改也不行。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笔者2006年时就曾经提出改革“再出发”的说法。也就是说，新的改革不应当是简单的“深化改革”或“改革攻坚”，而是改革的再出发。要看到，在中国改革进行了30年后，之所以会陷入“转型陷阱”，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改革模式内在的逻辑使然。如果仅仅是继续过去的改革模式，20年后，我们有可能还会走回到今天。正因为如此，要真正有改革的再出发，就需要对原来的改革进行系统地反思，形成新的改革思路和设计。这里特别要指出的一点是，现在很多人对过去的改革思路比较熟悉，做起来也轻车熟路，因此，一提重启改革，人们的思维就会定位在这条路上。一定要看到，在今天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社会不公的问题日益突出、社会矛盾不断增多的现实情况下，不加反思地延续原来的改革思路，很可能使改革失去相当一部分人的认同，并在改革实践上造成种种问题。因此，改革的再出发，意味着新的改革思路和改革模式。

 

考虑到当前社会的种种弊病，考虑到人们对新的改革的期望，更重要的是，考虑到我们国家的未来走向和前景，在这种新的改革思路中，应当将公平正义作为未来改革的基本方向和价值取向。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的关头，需要执政者，以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以人民福祉为终极关切，以人性和自信面对种种社会问题，带领我们国家以不卑不亢的态度融入人类主流文明。

 

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将公平正义这一核心价值植入未来的改革之中，并且作为下一轮改革的基本取向。为什么要将公平正义作为我们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至少出于这样几点考虑：第一，将公平正义作为下一轮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符合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目标。改革只是一个手段，不能为了改革而改革。原来说，改革的目标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但生产力的发展不能作为改革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取向。说到底，改革的目的是建设一个好的社会，是为了让人们在这个社会中生活得更美好、更幸福，而公平正义是建设一个好的社会的最核心内容。第二，将公平正义作为下一轮改革的基本取向能够切中体制弊端。当前，许多社会弊病都是与公平正义得不到维护有直接关系的。经济增长乏力，与垄断性国企的不公平竞争有着密切关系;一些地方社会矛盾激化，与利益关系中的公平正义受到破坏，甚至在社会矛盾的处理上缺少能保障公平正义的程序有着密切关系;社会中出现的道德滑坡和社会溃败现象，更与社会生活缺少公平正义的支撑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要解决当前社会中的种种弊病，必须将改革的目标定位在公平正义上。第三，将公平正义作为改革的基本目标，可以有利于凝聚民众变革要求，并有利于超越左右分歧。毋庸讳言，近年来在有关改革的重大问题上，左派和右派之间存在着严重分歧。但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其分歧主要是表现在所要走的道路或政策选择上，而对现实包括社会弊病的判断，双方其实是相当接近的。对于公平正义受到的损害，是为双方所关注和谴责的。因此，将公平正义作为改革的基本取向，可以在左派和右派之间、精英和大众之间，形成最基本的共识。

 

在实践中，以公平正义为取向的改革，需要在如下几个方面获得实质性突破：一是对权力的有效制约。由于经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当今的时代甚至需要一种更强大的权力，但这必须以下面的两个条件为前提：第一，这种权力是有边界的，在权力发挥作用的边界内它应当是强有力的，但不能越界;第二，越是强有力的权力，越是要置于社会的监控和制约之下。目前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病，往往都是与权力受不到有效约束有直接关系的。二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约束。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影响，是目前中国社会的一个症结。但在现实的情况下，想消灭既得利益集团是不可能的。关键的问题是，社会中为利益集团设定的制度安排是什么样的，提供的制度性活动平台是什么样的;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平台，正当利益主体所形成的利益集团也会蜕变成不正当利益集团，相反，如果有一个好的制度平台，就是由不正当利益主体构成的利益集团，也只能按照社会设定的规则从事自己的活动。三是建设社会的法治基础。要实现公平正义，要约束损害公平正义的那些因素，必须依靠法治。四是落实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力量的发育，逐步推进民主制度的建设。除此之外，国有企业的改革，将是对这个改革思路的最大考验之一。如何对待畸形膨胀的这一规模庞大的国有资产，按照本文中的第二条思路很可能是会重演上世纪90年代瓜分国有资产的一幕。而在公平正义取向的改革中，则要考虑在破除垄断的同时，如何公平地处置国有资产。对此，人们实际上已经在开始提出种种设想和方案。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在以公平正义为基本取向的改革中，促进权利平等的改革要摆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应当认识到，在过去30年的改革话语中，平等问题一直摆不上位置，甚至有人将这种要求看作是与改革所追求的市场经济和效率相矛盾的，是需要在改革中加以破除的。这也是后来改革走样变形，甚至导致社会不公加剧的重要原因。结果是，改革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改革的共识也随之破裂。不久前，经济学家华生指出，当一个社会的一般大众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权利不平等时，政治改革是有风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平等权利是当前中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因此，在未来的改革中，权利平等应当摆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其具体内容至少包括如下几点：一是社会平等，包括改革户籍制度，逐步取消社会保障中的双轨制甚至多轨制等;二是经济平等，破除垄断，建立平等的准入制度，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等;三是政治平等，包括破除领导干部的特权，实现人大代表的合理构成等。

 

为了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我们应当以自信的态度接纳而不是排斥普世价值。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不是某些国家和地区所特有，是人类历史已经证明的迄今为止最好的制度框架，其中所体现的价值，绝不是某些地区或国家专有的价值，而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是人类的核心价值。对于这些价值的拒绝，不仅会使这个国家在国际上处于尴尬的困境，而且会恶化自己的经济社会生活。实际上，对于世界主流文明的吸纳不够，恰恰是我们陷入转型陷阱的重要原因。在今天，对于世界主流文明的拒绝，会成为维护既得利益格局的手段。在目前的情况下，形成如下的判断是重要的：尽管今日世界格局的变化平添了许多变数，尽管国际国内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令人眼花缭乱，但我们必须明确地意识到，在朝向现代化迈进的途中，中国社会发展需要解决的一些最基本问题没有改变，一些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不能成为我们忽视要解决的基本问题的理由，更不能成为我们拒绝改革的理由。

（摘自《人民论坛》）

（网络编辑：马兰）